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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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鲁说,我从来都不着急,着急的是你。我已经找累了。
  高妈也不希望儿子将就:那女孩模样不算俊,看着不待亲,而且她妈一看就是个小市民,你要跟她结婚,将来肯定闹心。
  高木说,你和我爸也是小市民,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于是没过多久,两人便在一个飘着雾霾的日子去民政局登了记,又在一个阴雨天办了婚礼。
  新婚当晚,喜气由浓转淡。两人躺在床上,一个望着吊顶,一个看着吊灯。
  陈鲁说:我一直觉得婚礼很麻烦,但没想到这么麻烦。
  高木说:结完婚更麻烦。
  陈鲁问:那你为啥还结?
  高木说:不结也挺麻烦。
  陈鲁说:还真是。
  高木说:其实问题不在于为啥结婚,而在于为啥是咱俩结婚。
  陈鲁问:这个问题不应该在结婚前就搞明白吗?
  高木说:我想听听你的答案。
  陈鲁说:因为咱俩价值观相同,目标一致,都怕麻烦。
  高木问:反正和爱情无关。
  陈鲁说:我受过情伤,对爱情不抱希望。
  高木说:我也一样。
  陈鲁问:你也有过情伤?
  高木说:我现在也有情商。
  陈鲁笑:所以你的答案应该也和爱情无关。
  高木说:但既然咱俩搭了伙,这日子就算不往好了奔,至少也不能往差了过。
  陈鲁说:不错。
  然后他们就自然而然地完成了结合。虽说当初他们是和各自的原生家庭赌气,将就着走到一起,但没准儿假以时日,彼此之间也能磨合出亲情和爱意。
  结婚那年,陈鲁三十四,高木三十三。
  婚后头两年,两人的生活比较平淡,大部分时间都是各忙各事、各上各班。虽然独处时间有限,却无碍彼此之间提升默契、增进好感。高木心细,便负责刷碗擦地洗衣,也不劳陈鲁操心检车缴费之类的鸡毛蒜皮;陈鲁爱吃,便负责三餐,一周煮七次面条,一个月做三十回炒饭,高木不但不挑,腰围还粗了两圈。
  转折出现在婚后第三年。
  早在与陈鲁结婚前,高木就已经对他那份体制内的工作产生了厌烦。他与陈鲁讨论过辞职创业的想法,陈鲁不仅理解,还给他提供了不少宝贵意见。那一年高木感到时机已经成熟,便毅然丢掉了铁饭碗。陈妈知道后,自然要和女儿抱怨一番,说本以为他是个稳当人儿,没想到竟看走了眼,这么大事儿不跟老人商量,简直无法无天。陈鲁说这是我们两口子的事儿,我同意就行,不用你们拍板。陈妈一听更来气,说不用我管,好,等他创业不成,挣不着钱还赔钱,看你咋办。陈鲁笑,说那怕啥,毕竟我收入稳定,且数额可观。陈妈气得直跳脚,说他要是赔得大,你那点儿收入哪够填?陈鲁翻翻白眼,说显然我没有遗传你的悲观。
  陈鲁并非只是嘴硬,她打心眼儿里觉得高木的创业一定能成。
  一开始,高木的创业的确很顺利,与人合伙成立的公司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外部环境出现变化,公司的收入和利润增速逐步放缓,有两个月还呈现小幅下降。
  高木认为这样的浮动很正常,他主张稳扎稳打,只要各项经营指标还处在合理区间,就继续以不变应万变。可他的合伙人们却不这么想,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做出调整,以适应无法预测的外部环境。
  于是就有了分歧,有了叛离。
  那一年正好是高木的本命年,他第一次觉得,本命年犯小人,这话很有道理。
  公司的框架崩散,投资锐减,业务中断,稳定不变的只有房租和贷款。
  还不到年底,高木就将公司关了门,躲在家里,筹划着东山再起。
  这期间,陈鲁也承受着巨大压力,但她没有说——这对于一向嘴快的她很难得。她只是默默收敛了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不再计较吃穿,不再讲究妆扮。
  高木在家一待就是俩月,他的事业一直没有重启的迹象。
  他越来越消极,无论对什么事都消极。创业初期,即便比辞职前更忙碌,他也能做到内外兼顾,一点儿也没撂下分内的家务。可这俩月,他得了闲,却开始犯懒,家务活越干越少,精细程度也不如从前。
  陈鲁几次话到嘴边,又咽回肚里,怕对高木形成刺激。
  都是暂时的,她想,很快就会好起来。
  然而现实却像是故意和她的愿望作对,没过多久,她便在一次外出中遭遇了意外。由于下雪结冰,她在下过街天桥时滑倒,从高高的台阶上跌落,头上磕了一个大口子,右臂和右腿都严重骨折。
  单纯从经济的角度看,这次意外并未给她和高木造成损失。因公外出,又有保险,再加上亲戚朋友的礼品和红包,不仅医药费一分未掏,还多得了不少。
  从身体健康的角度看,尽管伤势严重,但好在医学发达,陈鲁的自身体质也不差,因此虽然要忍受很长一段时间的疼痛和不便,倒也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只是经此一事,高木的情绪变得愈加烦躁。最开始,他对陈鲁当然是心疼的,恨不能替她承受那些疼痛。可是时间一长,陪床的辛苦和单调,以及对事业的担忧和焦虑,便纷纷将他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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