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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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只要活下去,活着就是胜利。
  他一路往北走,四处打听着田宝珍的消息。
  没钱了,就停下来,打打零工。
  如今他十分懂得谈条件了,只要包吃包住,工钱只要旁人的一半,有些老板听完后动了心,上下打量着他,那张脸确实是可怖,但又不是跟他结亲,也不是要他生儿子,一个打杂的下属,丑点又何妨。
  因着价格实在便宜,试探性的,先给了些不打紧的脏活、杂活交给他做。
  一个月后,便渐渐知道了他的好,话少,嘴严,也肯吃苦,为人处世也算稳重,最重要的是从不生事,没活干时,其他伙计凑在一起,要么打牌赌钱,要么喝酒吹牛,他总是一个人坐在一旁,手里举着本什么,静静地看。有时候是张旧报纸,有时候是本去年的破杂志,捡到什么,他便看什么,从不挑剔,就像给他什么,他便吃什么一样,从不多嘴。
  但是徐庆利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一个地方总呆不久,做不过一年便会离开。
  开始老板只当是加薪的由头,敷衍着加了几个钱,可慢慢地,就发现了不对头,无论如何挽留,又开出怎样的条件,这个男人只是笑着摇头,似是打定主意,执意地要走。
  坊间开始传言,因着距离,连带着他整个人也跟着神秘起来。
  人人都说他是留不住的,说这男人的血里涌动着风,注定是漂泊无定,四海为家。
  徐庆利对这种说法一笑而过,只有他自己知道为何不敢久留——因为他怕。
  虽然如今温饱有了保障,可每一日依然提心吊胆。
  他习惯了独来独往,外人对他的接纳或是抵触,全然不往心里去,自有着一份淡漠疏离。每每跟身边人熟稔起来,当那些人开始壮起胆子套他的话,追问他的过去,提起他脸上的伤疤,他便知道,是时候离开了。
  毕竟是偷来的人生,总不能活得敲锣打鼓。
  对于那个男人,那个名叫倪向东的男人,他并不了解,他不知道那个死在泥坑里的男人,该是什么样子。所有的揣测,都来自他临终那一天,口袋里的东西,一盒皱巴巴的烟,一只打火机。
  徐庆利自己是不抽烟的,但是为了靠近那个男人的影子,他硬逼着自己克服了对火的恐惧,将燃烧的香烟叼进嘴里。
  苦涩在舌尖弥漫,他深吸一口,呛住了嗓子,不住地咳嗽,白色的烟也熏得眼睛疼,不住地流泪。徐庆利实在搞不明白,为何有人要花钱遭这份罪受。
  但是他必须学,因为那个叫倪向东的男人是爱抽烟的。
  他强迫自己又点上一根,慢慢吸着,多少摸出了点门道,这次没有再咳嗽,却也没寻到什么乐趣。
  第三根的时候,他渐渐有些明白了,脑子活络起来,心跳的也愈发有力气。
  当抽完一整盒,他已然知道了香烟的好。
  如今,他算得上是一把好手了。
  一路向北,他一路掩盖自己的痕迹,抽烟,喝酒,编故事。
  走南闯北,口音也混杂起来,谎话说多了,竟连自己也骗了过去。
  他渐渐忘记了遥远的童年,忘记了那些打在身上的棍棒,忘记了大山深处还有一个叫南岭村的小寨子。
  他自然也忘记了原本的名字。
  “倪向东”三个字,最初还是会有些绊口。被旁人询问姓名时,“徐”字多少次地徘徊在嘴边,几近脱口。可日子久了,“倪”反倒更像是亲生的姓氏,再起笔时,很自然的从双人旁的“彳”,变成了单人旁的“亻”,而骨子里的某一个部分,好像也跟着那隐去的一笔,消失不见了。
  他开始做一些曾经绝不会做的事情,躲在倪向东的面具之下,他好像活成了真正的徐庆利。
  但是他依然记得阿爸,无论走到哪,总是按时给阿爸寄钱回去。
  他不用银行卡,打工也只要现钱,唯有每个月把钱和汇款单一同递进邮政柜台的瞬间,才恍惚想起这幅残缺的皮囊之下,似乎还蛰伏着另一个灵魂。
  2019 年的夏末,徐庆利兜兜转转,来到了琴岛,身上所有的行李,只有一床薄被子。
  原本只想呆一宿,做个中转而已,可下了火车,他抬头便望见了那片海,正是傍晚时分,赤红的夕阳散在海面上,燃烧的瑰丽,橙红的光彩映入眼底,唤起某种早已褪了色的记忆。
  他忽然想留在这里,或许,宝珍也会留恋这片海呢?
  在家庭小旅馆醒来的第二天,徐庆利照旧是去找工作。
  依然是力工的活,他对自己的认知已经十分清晰,没学历,没样貌,笨嘴拙舌,能够出卖的,左不过是这身腱子肉,以及小伙子的精气神。
  他在话剧社做过一段时间的场工,工资不算多,一天只有 60 块,基本上要呆满 12 个小时,随时待命,不过他也不在乎,本身也没别的地方可去。
  后来又经工友介绍,去外面接了些搭台、拆台的活计,更累,但是挣得也更多。
  他们一行人常常蹲在商场外面,等衣着光鲜的男男女女走净了,等橱窗里的辉煌灯光熄灭了,才像牲口一样把重货抗上背,呼哧呼哧地搬进货梯。
  空无一人的商场,他开缝的胶鞋,踩在光可鉴人的大理石砖上。
  这座城市的繁华不是给他的,但是城市的繁华,却有一部分是他给的。
  想到这里,徐庆利得意地笑了,左脸的疤痕也跟着扭,倒影在对过儿时装店的玻璃门上,也冲着他笑。
  在剧院干的久了,老板也十分赏识他的人品,想要给他转正,如此一来,待遇能更高些,听说还可以包住宿,徐庆利自然开心,可是当他听到要上交身份证,统一登记的时候,他蔫了,慌忙摆摆手,拒绝了好意。
  转过脸来的周一,他结过工钱,没跟任何人打过招呼,跑了。
  一个星期后,他寻到了一处工地。
  城市发展蓬勃,林立高楼拔地而起,源源不断的新项目等着推进,一摞摞的绘图纸等着落地,大小工地眼下正是缺人的时候。
  所以,当徐庆利顶着脸上的疤站在那时,招工的没有多问。
  在这干活的,谁还没点过去?谁还没吃过点生活的苦头呢?
  要是真细问起来,一个个的,都有故事,各有难处,他懒得去问,他无暇惦念众生皆苦,他脑子里只记得逼近的工期。
  于是咂咂嘴,上下扫量,好在这小伙子肌肉紧绷,一看就是干活的料。谈好价格,便丢给他一顶黄帽,喊过来一个老工领着,带着四处转转,学学规矩。
  徐庆利没什么技能,能做的也就是最苦最累的工种。
  要么是钢筋工,肩扛人抬地搬运钢条,常常一整天蹲在日头底下,用手绑扎钢筋下料,脊背胳膊暴晒在外,通红开裂。
  这工作没有技术,只讲吃苦,同一个姿势,伏下腰,一蹲一天。腰疼腿麻早已是家常便饭,他最初干时,隔日便腰腿酸胀地下不了地,不过,慢慢也就习惯了。
  有时候也做水泥搬运工。背上扛起水泥,两头运送,一包 100 斤,只给 5 毛钱,挣多挣少,全看个人出不出息,能不能撑得住。
  徐庆利是最会把血汗换成铜钱的,一天下来,搬个 600 到 800 包不成问题。
  人就是这样,没逼到那份上,总以为自己扛不住,可要是苦难真兜头砸下来,打掉牙齿和血吞,自然也就忍住了。
  早上 6 点开工,晚上 7 点收工,等熬过了第一个月,徐庆利渐渐也跟上了,甚至找到了一丝自由。
  毕竟干完一天的苦力,大多数人累得倒头便睡,没人会对他的伤疤感兴趣。
  更何况这里地广人杂,三教九流的都有,每个人自顾不暇,谁会去管他这个闷油瓶呢?
  这天午后,在捆了几十条钢筋后,徐庆利忽然犯了烟瘾。
  他趁人不注意,找了个背阴的地方,想去来一根。
  结果,刚绕到围墙根上,远远就看着个中年汉子,后背洇出汗渍,正蹲在地上,呜呜地哭。
  这男人他见过几次,干活卖力,话也不多,几乎从不跟人打交道,每天只是低着头搬砖。
  不知为何,他从心底生出一股亲近,竟走上去搭话,连自己也吓了一跳。
  “兄弟,怎么了?”
  那个男人并未理他,止了声,手背揩去脸上的泪。
  “活不下去了?”
  依然不言语。
  “呵,谁不是呢。”他笑笑,抽出根烟递过去,男人一愣,伸手接过,叼在嘴上。
  两人并排蹲着,各自吞云吐雾,谁也不再开口。
  直到香烟燃尽,那个男人报上了名字,声音粗粝沙哑,就像他手上的茧。
  “曹小军。”
  徐庆利无声念叨着这个名字,然后在地上碾灭烟头,眯起眼睛,笑了笑。
  “我叫倪向东。”
  第三十章 疯长
  两人面对面坐着,默不作声。
  中间的餐桌上搁着几瓶 56 度的牛栏山,一小碟五香花生米。
  谁也不开口,一杯接一杯地喝。
  饭馆小老板倚着柜台,装作看电视,眼睛却不住地朝这边瞥,时刻注意着这两个喝闷酒的男人。
  靠里坐的那个,他认识,店里常客,一直是自己一个人来,每次也就点个拌海带、炸花生之类的下酒菜,几瓶酒,无论啤的还是白的,自斟自饮,一喝大半宿。
  他对面那个倒是脸生,这满脸的疤也不知怎么搞得,是先天残疾还是后来毁的?是烧伤还是烫伤?他搞不明白,只觉得怪吓人的,但又忍不住去看。
  快一个小时了,这俩人就这么干坐着,不说话,也不劝酒,你一杯,我一杯,各喝各的,倒也是默契。老板正想着,店里另一桌的客人开始撒酒疯,借着醉意,硬拉住老板娘不肯撒手,他赶紧跑过去打圆场,暂时放下了角落里的这对“哑汉”。
  曹小军一边喝酒,心里一边嘀咕。
  眼前这个男人居然也叫倪向东,他不知是巧合还是试探,如果是试探,那他又知道些什么呢?当年的事情,难道还有其他目击者?这人接近自己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还有他脸上的伤,是一直如此,还是刻意遮掩?他与真正的倪向东又是什么关系?
  他不得不小心,身上虽散着酒气,头脑却灵光的很。
  对面这个男人刚来工地没多久,然而自己对他还是有些印象的。前阵子孙小飞从楼上掉下来,就是他给抱去医院的。可他今天跟自己搭话的目的是什么?只出于好心?名字呢?巧合而已?
  曹小军想不通,只是闷头喝酒。
  徐庆利端着杯,想着自己的心事。
  他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了,中了哪门子的邪,下了工居然稀里糊涂的跟着曹小军到了饭店。他不敢喝太多,但也不能不喝,曹小军干一杯,他也跟着走一个,算是礼数。
  他心底警醒的很,绝对不能喝醉,也绝不能多说一个字,博弈一般,他等着对面的男人先开口。
  可这名叫曹小军的男人,自打坐下起就没正眼看过自己,只是喝自己的,慢慢的,徐庆利在酒精的作用下,也逐渐松弛下来,不停倒着酒,喝得怡然自得。
  几瓶牛栏山转眼见了底,曹小军的脖颈子也开始前后晃悠。
  “还喝么?”
  徐庆利喝得脸盘子滚烫,赶紧摆手。
  “不了。”
  曹小军点点头,结了账,扭头推门出去,并没有招呼一句。徐庆利也不在意,自顾自地夹起盘里最后一颗花生米,一边咀嚼,一边踉跄着跟上去。
  接下来的第二周,第三周,两人依旧准时来到店里,同样的桌子,同样的酒,同样的默不作声。
  这种静默持续了一个多月,老板也习惯了,懒得去搭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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