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上书篇
历史证明司马光得逞了。直到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前，吕惠卿从没任何污点，可他“奸邪”之名却早早就盖棺定论了…
本来，韩缜与西夏议定：以绥州交换安远、塞门2寨。但圣旨下到边境，命郭逵将绥州焚弃。郭逵抗旨不从“此即张仪所谓商於之600里地也！一州既失，二寨又不可得。中国为夏人所卖。我还守什么边防”此时，梁太后的使者也已入宋交涉此事，并提出西夏要先得绥州，再还2寨。郭逵则派出赵禼交涉“二寨本是宋土，为李元昊所侵。当年二寨之北有36堡，以长城岭为界。你们的西平王李德明在大中祥符年间的文书上写的清楚明白。事实俱在。本是尔等渝盟，如今还想要绥州吗”最终，以安远、塞门2寨换绥州的方案没有达成。绥州从此永属北宋疆土，在此筑成绥德城。
5日，折继世被任命为忠州刺史。嵬名山被赐名赵怀顺、任命为供备库使。
11月2日，新党的重要成员、日后被称为“传法沙门”的枢密副使韩绛被任命为同制置三司条例。
中旬，紧接青苗法之后，王安石又推出了第3项新法——农田水利法。
农田水利法很简单，它允许任何人，不管官还是民，都可去开荒、修堤、挖渠、蓄水等等对农业有利的事。民间办不到的可提请官方去做。官方除配合外，更主要的是要把本辖区内的荒废土地调查清楚，让朝廷知道该地的农业还有多大潜力可挖。
组织人力开荒种田、扩大收入有什么不好吗？更何况王安石只是在原地方、让原住民去开垦因历史各种原因造成的荒地，这有什么错吗？呵呵！不管是什么，只要你是王安石、只要你是新法，在老混蛋司马光眼中，就是有错、而且错大了！
在雪片般的弹劾反对奏章里，王安石保持着镇静，冷眼旁观等待着最重要那个人的出现。那个人的才学和威望，才是他深深忌惮的。几乎处处与他相反。是生来的死对头！
17日，迩英阁，司马光给皇帝讲授他的《资治通鉴》那天他讲的是西汉初年的事，大家都知道的那句成语“萧规曹随”就是西汉开国宰相萧何死后，曹参接任。可这人上任后吃喝玩乐、万事不管。当时的皇帝汉惠帝急了，派曹参的儿子去问。结果曹参把这儿子一顿海扁。几天后，汉惠帝亲自召见曹参。曹参问皇帝：我与萧何比怎样？皇帝答：你不如他。曹参再问：您与开国之祖、您的父皇刘邦比怎样？皇帝脸红：差远了…于是曹参说：我比不上萧何、您也比不了高祖，那还变什么法、做什么事？一切照老规矩来不就得了？
赵顼立即就听出了话外之音，问“汉朝一直守着萧何定下的汉律不变，能行吗”
司马大师的回答超级雷人“何止汉朝！如让夏商周三代君主始终恪守夏禹、商汤、周文、周武王的法度。那么直到现在。仍还是夏商周。绝不会改朝换代！我们大宋根本不会出现”
针对司马光这番高论，新党选择反击。由刚上任的崇政殿说书吕惠卿负责实施，方法也是给皇帝上课。只是同样是上课，待遇不一样。司马光讲课时可不被打扰。吕惠卿讲课时，台下坐满了大臣，其中也包括了司马光…这是讲课吗？这是公开辩论会！
19日，吕惠卿上台说：根据《周礼》，先王之法是每年正月的布法象魏(在宫庭外的大门上公布法律)，有不合适的当场就要改！有数年一变的，如周王巡游天下、到处视察。有一世一变的，如刑法的轻重缓急。有数十世而变的，如各地的贡赋、学校。还有百年不变的。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人伦秩序。
接下来请看司马光的答辩“布法象魏，那是公布旧法(都是吗？)周王巡游天下、到处视察，为的正是检查诸侯们谁变更了礼乐、改动旧法的，发现了一律处死。刑法，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这只是轻重不同，并非法律本身的变！改革就像修房子，定得有良工美材才能动工。可现在变法的这些人，两者都谈不到，臣担心朝廷会露雨”接着开始发动群众“陛下，现在大家都在这，您可问问他们，国家秩序己败坏到了什么程度！本朝规定由三司管理天下财赋，不称职可罢免，但宰相不可过问它的运作。现在设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怎么回事？宰相要用道德来铺佐人主，怎可用“例”？如用“例”宰相岂不成了胥吏？听说最近又要成立设置看详中书条例司，这又是为了什么”
底下众大臣欢声雷动，异口同声：顶司马光，顶司马光…
吕惠卿对此准备不足，百忙中回了句“司马光讥笑朝廷，讥笑臣是条例司官员”
截止到这，抛开各自道理到底谁对谁错，先看交流的诚意。吕惠卿不管以后什么名声，他开讲以来一直都在说道理。司马光呢？先是攻击国家职能部门的合法性，进而否定同僚们的工作能力。
请问一政府公务员，有什么权力说别的同志是废物？大家都是人，你凭什么高高在上，认定别人不是“良工美材”注定了办不成事？回到大家都是人类这基本衡量点上，这是人身攻击！
说到人身攻击就有趣了，宋史里记载是下面轮到吕惠卿发言，未来的“无耻奸邪”变得恼羞成怒，他气急败坏用别的言语来诋毁司马光，其恶劣程度让皇帝都看不过去了“相互辩论是非而已，何必如此”
想必吕惠卿真的说了特别不要脸的话了？但为什么史书里半点都没记录他到底说了什么呢？以后来所有人对吕惠卿打压鞭笞的程度，这都是最重要、最生动、最切实的证据啊！怎能忽略呢？
唯一解释只有一个——吕惠卿根本就什么都没说，或说出的话是司马光等旧党们没法面对、无法解释的难题，他们“为尊者讳，为贤者隐”都给隐去了…
接下来，司马光与吕惠卿又针对青苗法的利弊，在皇帝面前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熙宁3年（1070）1月，范镇上疏，以历史为证，要想从根本上否定青苗法。他说常平仓法起源于西汉鼎盛时期。于农于商都有利。青苗法起源于唐朝衰落时段，急征暴敛，制造不安，本身就是个邪法！
2月1日，河北安抚使、前首相韩琦加入了反对派的行列。这位3年前还独领朝纲的大宰相从大名府寄来了份奏章，这份文件力量是天翻地覆级别的，一举把宋朝当时的政局搅乱。
韩琦在奏章中说青苗法的执行走样了，和发布时原文件严重不符、有严重硬摊派行为！且韩琦强调之所以有硬摊派，毛病就在法令本身里！如城乡居民里的上等户，本身就是所谓兼并之家。人家有的是钱。根本就用不着借贷。管你青苗黄苗。与人家无关。于是问题出现：他们不借，国家利息就会少得，为增加利润，只有硬摊派给他们。可这公平吗？
接着。强硬凶狠了一辈子的韩相公突然间毫无征兆的慈悲了起来。他说小民们借钱，借时容易还时难，到时肯定要皮鞭子蘸水死劲地抽，那会出人命的！皇上，那都是您的子民产业，不能这样凶残啊！
这两点把年轻的神宗皇帝给震住了。他信心开始动摇，开始怀疑起王安石各种法令的妥善性。手捧这份奏章，他一连串感叹“韩琦，真是忠臣。身在外地。不忘王室。我本以为青苗法是利民的，谁成想害民到这种地步”接着他自动顺着韩琦的思路滑了下去，成了韩琦的代言人——朕想起来了，青苗法还有个大毛病。青苗法只针对农业，关城市什么事？为何在城市里也放青苗钱？
应该说：韩琦说的是对的。本来嘛。上等户有钱，为何硬摊派？城市不种田，你搞什么青苗钱？还有动用国家机关去追债，那注定了要家破人亡、民不聊生的！
可恨的是王安石居然还不服，他面对一脸忧愁悔恨的皇帝，还怒了“如能满足借钱者的需要，就算城市居民又怎样”一脑门子的钱！
但请大家注意韩琦是什么阶级？他家世代为官，至他达到顶点，各种明暗收入多到不可思议，曾有篇文章计算过，以包拯为例，他一年的官方工资就折合现在人民币数千万元！请想像韩琦的收入…吴晗先生曾计算过宋朝和明朝官员的收入。据他的计算，宋朝宰执大员的年收入相当于他当时的人民币3000万(明朝七品县令的收入折合吴晗当时的人民币14000元)再参照韩琦在家乡买田置地，庄园大到无边无沿，韩家的府邸叫“昼锦堂”取“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之意。连未来的武穆王岳飞的第一份工作都是昼锦堂的保镖。知道为什么反对了吧？青苗法在砍他和他这类人的树根！
再说追债。这真能让人气乐了，国家以一年4分的利来追债，就能达到家破人亡、民不聊生的惨状，那么请问民间一年72分利的高利贷能追到什么程度？为什么那时不见你韩琦出来说话，这时面对4分利就闹得不共戴天？
一句话！不是国家追4分利的债有多狠，而是断送了他们每年追72分利的大油水！这帮凶残成性的大官僚，根本就是在为自己的利益摇旗呐喊！
可怜年轻的神宗皇帝还是太年轻了，他每天坐在金銮宝殿上遥控全国，根本就不知底下有这么多鬼花样，也根本不知韩琦的真面目是什么！他只知道韩琦是他父亲的大恩人。没韩琦，就没他父亲、也没他现在的皇位。于是天下如还有一个人可相信的话，那就只有韩琦…
面对皇帝的犹豫摇摆，王安石又不顾一切展示了他的强势：立即请病假回家，不再上班！
王安石告病，就让宋神宗彻底倒向了保守派。他随即作出2个决定：1任司马光为枢密副使；2罢青苗法。
第一个决定在司马光连上9封辞章和21日，王安石‘病愈复出’后无果而终。
而老混蛋在这件事上的反应是很好玩的。他非常珍惜这次机会，为了完美的形象，他像每一位大佬上任前那样上表请辞。另一方面，更珍惜马上就要失去的翰林学士的身份，那是能拟旨的啊！
于是王安石请病假不上班，神宗下旨劝他回来。写这份圣旨的差使就落在了司马光手里，司马光是这样写的“今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一看就懂：司马光在用皇帝的身份这样教训王安石——现在士大夫们沸反盈天、怒不可遏。老百姓们骚动不安、想入非非，这种局面下你王安石还要辞职回家，抽身走人，躲清静。以你自己来说，这是非常合适了，多幸福。可朕的国事，己形成的烂摊子，由谁去收拾！
这弄得神宗皇帝也得替他擦屁股，请王安石‘病愈复出’时得亲自道歉“诏中二语，乃为文督迫之过，而朕失于详阅，今览之，甚愧”堂堂一国之君，以官方文件向臣子道歉，这是两制官的奇耻大辱，换谁都得自动辞职！
可司马光不，他写得非常来劲，还要继续。神宗实在没法了，派人通知他：你现在是枢密副使了，主管军事，这些民政条例与你无关，赶快闭嘴！司马光仍不：臣现在还没去上任，还是翰林学士，这是份内的事…
皇帝的第二个决定则令反对派们欢声雷动。新法被打败、秩序恢复了！截止到此时，新法只出台了3项：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而青苗法是重中之重。只要它倒台，其余的不攻自破…
本来，韩缜与西夏议定：以绥州交换安远、塞门2寨。但圣旨下到边境，命郭逵将绥州焚弃。郭逵抗旨不从“此即张仪所谓商於之600里地也！一州既失，二寨又不可得。中国为夏人所卖。我还守什么边防”此时，梁太后的使者也已入宋交涉此事，并提出西夏要先得绥州，再还2寨。郭逵则派出赵禼交涉“二寨本是宋土，为李元昊所侵。当年二寨之北有36堡，以长城岭为界。你们的西平王李德明在大中祥符年间的文书上写的清楚明白。事实俱在。本是尔等渝盟，如今还想要绥州吗”最终，以安远、塞门2寨换绥州的方案没有达成。绥州从此永属北宋疆土，在此筑成绥德城。
5日，折继世被任命为忠州刺史。嵬名山被赐名赵怀顺、任命为供备库使。
11月2日，新党的重要成员、日后被称为“传法沙门”的枢密副使韩绛被任命为同制置三司条例。
中旬，紧接青苗法之后，王安石又推出了第3项新法——农田水利法。
农田水利法很简单，它允许任何人，不管官还是民，都可去开荒、修堤、挖渠、蓄水等等对农业有利的事。民间办不到的可提请官方去做。官方除配合外，更主要的是要把本辖区内的荒废土地调查清楚，让朝廷知道该地的农业还有多大潜力可挖。
组织人力开荒种田、扩大收入有什么不好吗？更何况王安石只是在原地方、让原住民去开垦因历史各种原因造成的荒地，这有什么错吗？呵呵！不管是什么，只要你是王安石、只要你是新法，在老混蛋司马光眼中，就是有错、而且错大了！
在雪片般的弹劾反对奏章里，王安石保持着镇静，冷眼旁观等待着最重要那个人的出现。那个人的才学和威望，才是他深深忌惮的。几乎处处与他相反。是生来的死对头！
17日，迩英阁，司马光给皇帝讲授他的《资治通鉴》那天他讲的是西汉初年的事，大家都知道的那句成语“萧规曹随”就是西汉开国宰相萧何死后，曹参接任。可这人上任后吃喝玩乐、万事不管。当时的皇帝汉惠帝急了，派曹参的儿子去问。结果曹参把这儿子一顿海扁。几天后，汉惠帝亲自召见曹参。曹参问皇帝：我与萧何比怎样？皇帝答：你不如他。曹参再问：您与开国之祖、您的父皇刘邦比怎样？皇帝脸红：差远了…于是曹参说：我比不上萧何、您也比不了高祖，那还变什么法、做什么事？一切照老规矩来不就得了？
赵顼立即就听出了话外之音，问“汉朝一直守着萧何定下的汉律不变，能行吗”
司马大师的回答超级雷人“何止汉朝！如让夏商周三代君主始终恪守夏禹、商汤、周文、周武王的法度。那么直到现在。仍还是夏商周。绝不会改朝换代！我们大宋根本不会出现”
针对司马光这番高论，新党选择反击。由刚上任的崇政殿说书吕惠卿负责实施，方法也是给皇帝上课。只是同样是上课，待遇不一样。司马光讲课时可不被打扰。吕惠卿讲课时，台下坐满了大臣，其中也包括了司马光…这是讲课吗？这是公开辩论会！
19日，吕惠卿上台说：根据《周礼》，先王之法是每年正月的布法象魏(在宫庭外的大门上公布法律)，有不合适的当场就要改！有数年一变的，如周王巡游天下、到处视察。有一世一变的，如刑法的轻重缓急。有数十世而变的，如各地的贡赋、学校。还有百年不变的。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人伦秩序。
接下来请看司马光的答辩“布法象魏，那是公布旧法(都是吗？)周王巡游天下、到处视察，为的正是检查诸侯们谁变更了礼乐、改动旧法的，发现了一律处死。刑法，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这只是轻重不同，并非法律本身的变！改革就像修房子，定得有良工美材才能动工。可现在变法的这些人，两者都谈不到，臣担心朝廷会露雨”接着开始发动群众“陛下，现在大家都在这，您可问问他们，国家秩序己败坏到了什么程度！本朝规定由三司管理天下财赋，不称职可罢免，但宰相不可过问它的运作。现在设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怎么回事？宰相要用道德来铺佐人主，怎可用“例”？如用“例”宰相岂不成了胥吏？听说最近又要成立设置看详中书条例司，这又是为了什么”
底下众大臣欢声雷动，异口同声：顶司马光，顶司马光…
吕惠卿对此准备不足，百忙中回了句“司马光讥笑朝廷，讥笑臣是条例司官员”
截止到这，抛开各自道理到底谁对谁错，先看交流的诚意。吕惠卿不管以后什么名声，他开讲以来一直都在说道理。司马光呢？先是攻击国家职能部门的合法性，进而否定同僚们的工作能力。
请问一政府公务员，有什么权力说别的同志是废物？大家都是人，你凭什么高高在上，认定别人不是“良工美材”注定了办不成事？回到大家都是人类这基本衡量点上，这是人身攻击！
说到人身攻击就有趣了，宋史里记载是下面轮到吕惠卿发言，未来的“无耻奸邪”变得恼羞成怒，他气急败坏用别的言语来诋毁司马光，其恶劣程度让皇帝都看不过去了“相互辩论是非而已，何必如此”
想必吕惠卿真的说了特别不要脸的话了？但为什么史书里半点都没记录他到底说了什么呢？以后来所有人对吕惠卿打压鞭笞的程度，这都是最重要、最生动、最切实的证据啊！怎能忽略呢？
唯一解释只有一个——吕惠卿根本就什么都没说，或说出的话是司马光等旧党们没法面对、无法解释的难题，他们“为尊者讳，为贤者隐”都给隐去了…
接下来，司马光与吕惠卿又针对青苗法的利弊，在皇帝面前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熙宁3年（1070）1月，范镇上疏，以历史为证，要想从根本上否定青苗法。他说常平仓法起源于西汉鼎盛时期。于农于商都有利。青苗法起源于唐朝衰落时段，急征暴敛，制造不安，本身就是个邪法！
2月1日，河北安抚使、前首相韩琦加入了反对派的行列。这位3年前还独领朝纲的大宰相从大名府寄来了份奏章，这份文件力量是天翻地覆级别的，一举把宋朝当时的政局搅乱。
韩琦在奏章中说青苗法的执行走样了，和发布时原文件严重不符、有严重硬摊派行为！且韩琦强调之所以有硬摊派，毛病就在法令本身里！如城乡居民里的上等户，本身就是所谓兼并之家。人家有的是钱。根本就用不着借贷。管你青苗黄苗。与人家无关。于是问题出现：他们不借，国家利息就会少得，为增加利润，只有硬摊派给他们。可这公平吗？
接着。强硬凶狠了一辈子的韩相公突然间毫无征兆的慈悲了起来。他说小民们借钱，借时容易还时难，到时肯定要皮鞭子蘸水死劲地抽，那会出人命的！皇上，那都是您的子民产业，不能这样凶残啊！
这两点把年轻的神宗皇帝给震住了。他信心开始动摇，开始怀疑起王安石各种法令的妥善性。手捧这份奏章，他一连串感叹“韩琦，真是忠臣。身在外地。不忘王室。我本以为青苗法是利民的，谁成想害民到这种地步”接着他自动顺着韩琦的思路滑了下去，成了韩琦的代言人——朕想起来了，青苗法还有个大毛病。青苗法只针对农业，关城市什么事？为何在城市里也放青苗钱？
应该说：韩琦说的是对的。本来嘛。上等户有钱，为何硬摊派？城市不种田，你搞什么青苗钱？还有动用国家机关去追债，那注定了要家破人亡、民不聊生的！
可恨的是王安石居然还不服，他面对一脸忧愁悔恨的皇帝，还怒了“如能满足借钱者的需要，就算城市居民又怎样”一脑门子的钱！
但请大家注意韩琦是什么阶级？他家世代为官，至他达到顶点，各种明暗收入多到不可思议，曾有篇文章计算过，以包拯为例，他一年的官方工资就折合现在人民币数千万元！请想像韩琦的收入…吴晗先生曾计算过宋朝和明朝官员的收入。据他的计算，宋朝宰执大员的年收入相当于他当时的人民币3000万(明朝七品县令的收入折合吴晗当时的人民币14000元)再参照韩琦在家乡买田置地，庄园大到无边无沿，韩家的府邸叫“昼锦堂”取“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之意。连未来的武穆王岳飞的第一份工作都是昼锦堂的保镖。知道为什么反对了吧？青苗法在砍他和他这类人的树根！
再说追债。这真能让人气乐了，国家以一年4分的利来追债，就能达到家破人亡、民不聊生的惨状，那么请问民间一年72分利的高利贷能追到什么程度？为什么那时不见你韩琦出来说话，这时面对4分利就闹得不共戴天？
一句话！不是国家追4分利的债有多狠，而是断送了他们每年追72分利的大油水！这帮凶残成性的大官僚，根本就是在为自己的利益摇旗呐喊！
可怜年轻的神宗皇帝还是太年轻了，他每天坐在金銮宝殿上遥控全国，根本就不知底下有这么多鬼花样，也根本不知韩琦的真面目是什么！他只知道韩琦是他父亲的大恩人。没韩琦，就没他父亲、也没他现在的皇位。于是天下如还有一个人可相信的话，那就只有韩琦…
面对皇帝的犹豫摇摆，王安石又不顾一切展示了他的强势：立即请病假回家，不再上班！
王安石告病，就让宋神宗彻底倒向了保守派。他随即作出2个决定：1任司马光为枢密副使；2罢青苗法。
第一个决定在司马光连上9封辞章和21日，王安石‘病愈复出’后无果而终。
而老混蛋在这件事上的反应是很好玩的。他非常珍惜这次机会，为了完美的形象，他像每一位大佬上任前那样上表请辞。另一方面，更珍惜马上就要失去的翰林学士的身份，那是能拟旨的啊！
于是王安石请病假不上班，神宗下旨劝他回来。写这份圣旨的差使就落在了司马光手里，司马光是这样写的“今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一看就懂：司马光在用皇帝的身份这样教训王安石——现在士大夫们沸反盈天、怒不可遏。老百姓们骚动不安、想入非非，这种局面下你王安石还要辞职回家，抽身走人，躲清静。以你自己来说，这是非常合适了，多幸福。可朕的国事，己形成的烂摊子，由谁去收拾！
这弄得神宗皇帝也得替他擦屁股，请王安石‘病愈复出’时得亲自道歉“诏中二语，乃为文督迫之过，而朕失于详阅，今览之，甚愧”堂堂一国之君，以官方文件向臣子道歉，这是两制官的奇耻大辱，换谁都得自动辞职！
可司马光不，他写得非常来劲，还要继续。神宗实在没法了，派人通知他：你现在是枢密副使了，主管军事，这些民政条例与你无关，赶快闭嘴！司马光仍不：臣现在还没去上任，还是翰林学士，这是份内的事…
皇帝的第二个决定则令反对派们欢声雷动。新法被打败、秩序恢复了！截止到此时，新法只出台了3项：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而青苗法是重中之重。只要它倒台，其余的不攻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