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七章
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她心想。
勉强微笑着面对那个荒唐可笑的问题。
永远都不会结束的。
这个世界，她的世界，这就像是寄宿学校里数学课上的抽象概念，那么多年，那么多届，就像一个莫比乌斯环，永无止境。
拉尼娅·塔索，穿着一件灰色长裙和高领长袖女士衬衫，大步流星地走到卡波迪基诺接待中心前门。那里的巴士——一共有三辆——里面挤满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所有人都是黑色的——不只是肤色，还有他们那不确定的未来和恐惧。
其中有些人的脸上还写满了紧张和悔恨。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地中海的天气都还不坏，可是他们航行所乘的船只，从突尼斯和利比亚，从埃及和摩洛哥，甚至更遥远的地方来，全都破败不堪。那些老旧的充气阀，摇摇欲坠的小木船，仅能用作河流运输的木筏；那些所谓“船长”甚至还不如出租车司机。
在这可怕的旅程中，这些不幸的人有些失去了他们的同伴：亲人、孩子、父母……还有朋友，那些他们在这趟旅程中结识的朋友。在这个营地里，有些她的雇员（她记不清是谁了，人们都不能在难民这件工事上坚持太久）曾经说过移民很像士兵——在极端的形势下被聚集到一起，奋力去完成他们的任务，但是通常都会失败，短时间内，危机令他们结成盟友。
拉尼娅，身为卡波迪基诺接待中心的主管，在下达各种无休无止的指令。需要做的工作本身就没完没了。她指挥着她的部队：那些从内政部领薪水的雇员、志愿者、警员、士兵、联合国的人和那些社会工作者，组成这个机构，保持耐心和礼貌（除了那些从伦敦或者开普敦突然跑过来的达官贵人，就为了拍张照片而跑过来的令人讨厌的一群人。他们向媒体夸口他们的慷慨馈赠，然后就跑到安蒂布或者迪拜——去享受晚餐了）。
拉尼娅绕过一大堆救生圈，橘红色和褪色的橘红色，在空地上堆积成一个巨大的圆锥体；她安排几个志愿者指引巴士去派发瓶装饮用水的地方。九月的天气里，气温已经无法令人感到舒适。
她审视着这些涌进来的不幸之人。
忍不住叹口气。
这个难民营最初是为一千二百人准备的，现在它已经收容了将近三千人。尽管她多次尝试减缓准入，但是这些来自北非的难民——主要来自利比亚——这些可怜的人还是持续不断地涌入。他们试图逃离强奸、贫困、犯罪以及isis的疯狂思想和极端主义分子。你可能会说要把他们遣返，你可能会说应该在他们原本所在的国家开辟保护区，建立难民营。但是那样的解决方案都是荒诞的，根本不可行。
不，这些人不得不逃离那个无望之地；如果把难民遣送回乡，其面对的境地之悲惨，以至于没人能阻拦他们再次逃离，他们会再次逃往像她管理的这种容留居住地。仅今年就有将近七万难民登陆意大利的这片土地。
一个声音打断了她烦乱的思绪。
“一定有什么我能够做的事，求你了。”
拉尼娅转过去看着那个女人，她正在说阿拉伯语。这位主管审视着这张漂亮的脸，深棕色的双眸，浅摩卡色的肌肤上略施脂粉。她的名字是……啊，对了，法蒂玛。法蒂玛·贾布里尔，她的身后是她的丈夫。他的名字是，拉尼娅回忆着，哈立德。这对夫妇几天前是她亲自办理登记的。
在这位丈夫的臂弯里还有他们沉睡着的女儿，名字她记不清了。拉尼娅似乎注意到这位主管的目光。
“这是穆娜。”
“啊是的，没错，一个很可爱的名字。”肥嘟嘟的小脸蛋配着一头浓密光亮的黑色卷发。
法蒂玛继续说：“之前我说话有些太直接了。这个旅程真的很艰难。我很抱歉。”她回头看了一眼她的丈夫，他正以鼓励的眼神让她说下去。
“没关系的，不需要道歉。”
法蒂玛又说道：“我们问过之后才得知，你就是这个营地的主管。”
“的确如此。”
“我来找你想问一个问题。在的黎波里的时候，我在卫生保健站工作。我是一位助产士，在‘解放战争’时期是一名护士。”
理所当然地，她谈论起关于卡扎菲倒台时以及之后几个月的情况，长期被憧憬并为之战斗的和平稳定也随之成为泡影。
“解放战争”——多么讽刺。
“我希望能在营地这里帮上忙。这里有这么多人，那些怀孕的妇女，不久就会临盆，还有很多病人和烧伤患者。”
她是指晒伤。的确，毫无遮蔽，在地中海上漂一个星期会造成严重的损伤——尤其是对娇嫩的肌肤。而且还会出现很多其他疾病。这个营地的卫生状况已经竭尽所能做到最好，但仍有很多难民在遭受病痛的折磨。
“我对此表示感谢。我会把你引荐给医疗中心的主管。你会说哪几种语言？”
“除了阿拉伯语，会说一点英语。我的丈夫，”她朝哈立德点点头，对方以友善的微笑作为回应，“他英语讲得很好。我们正在教穆娜这两种语言。而且我正在学习意大利语，在这里的学校里，每天学习一个小时。”
拉尼娅有点想笑——这个小姑娘才刚刚两岁，双语教学似乎有点太早了。但是法蒂玛的眼神坚定，嘴唇紧紧抿着。这位主管清楚地看到这位女士想要帮忙，以及想要得到庇护和被接纳的决心，没有掺杂一点玩笑的成分。
“我们没有办法支付你报酬，没有这方面的资金。”
法蒂玛马上回答：“我并不打算要求报酬。我只是想要帮忙。”
“谢谢你。”
当涉及慷慨大方时，难民中会有多样化的表现。有些人——就像法蒂玛——是无私的志愿者；也有一些人会足不出户隐居起来；还有一些人会不满于当局对难民做得不够，或者抱怨难民接纳手续耗费时间太久。
拉尼娅向法蒂玛介绍着医疗中心的设施，当她无意间看向围栏对面时，有什么让她突然停下。
在外面成百上千来回乱转的人当中——那些记者，难民的家庭成员们，他们的朋友们当中——有个男人独自站在那里。他站在阴影处，所以她没办法看清他的样子。但是非常明显，他在直直地盯着自己看。这个身材结实的男人戴着帽子，那种带数字的美式运动帽，这样的帽子在意大利很少见，何况在意大利本身就很少有人戴帽子。他的眼睛还被飞行员式太阳镜遮得严严实实。整个人的状态看起来都很不自然。
拉尼娅清楚自己为这些穷人做的奉献也招致很多人的怨恨。在国内，有相当比重的人对如此数量庞大的难民涌入持反对态度；可是他也没有和那些抗议者站在一起。不对，他的注意力——看起来只集中在拉尼娅一个人身上——看起来有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拉尼娅与法蒂玛和哈立德道别后，径直朝着医疗中心走去。随着这家人的离开，拉尼娅把她的对讲机举到唇边，呼叫安保负责人——一位国家警察局的警监，他就站在距离自己向南五十米的大门旁边。
汤姆立刻用对讲机回复说他马上过来。
两三分钟后，他就到了，问道：“出什么事了？”
“围栏外面有个男人，他看起来有点古怪。”
“在哪儿？”
“他就站在木兰花旁边。”
她伸手指向那边，视线却被一辆在路上缓缓开过的难民大巴挡住了。
等那辆车过去之后，他们又能看清那个方向，她却找不到那个男人了。拉尼娅来回扫视着整条路和难民营附近的地区，却根本找不到那人的影子。
“需要我叫一队人过来吗？”
拉尼娅有些犹豫。
一个声音从办公室里传来：“拉尼娅，拉尼娅！是运血浆的运输车。他们找不到它了。雅克想要和你讲话，红十字会的那个雅克。”
她又朝路上看了看，还是一无所获。
“算了，不必麻烦了。谢谢你，汤姆。”
她转过身，走回她的办公室，开始应付另一波汹涌而来的状况。
永无止境……
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她心想。
勉强微笑着面对那个荒唐可笑的问题。
永远都不会结束的。
这个世界，她的世界，这就像是寄宿学校里数学课上的抽象概念，那么多年，那么多届，就像一个莫比乌斯环，永无止境。
拉尼娅·塔索，穿着一件灰色长裙和高领长袖女士衬衫，大步流星地走到卡波迪基诺接待中心前门。那里的巴士——一共有三辆——里面挤满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所有人都是黑色的——不只是肤色，还有他们那不确定的未来和恐惧。
其中有些人的脸上还写满了紧张和悔恨。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地中海的天气都还不坏，可是他们航行所乘的船只，从突尼斯和利比亚，从埃及和摩洛哥，甚至更遥远的地方来，全都破败不堪。那些老旧的充气阀，摇摇欲坠的小木船，仅能用作河流运输的木筏；那些所谓“船长”甚至还不如出租车司机。
在这可怕的旅程中，这些不幸的人有些失去了他们的同伴：亲人、孩子、父母……还有朋友，那些他们在这趟旅程中结识的朋友。在这个营地里，有些她的雇员（她记不清是谁了，人们都不能在难民这件工事上坚持太久）曾经说过移民很像士兵——在极端的形势下被聚集到一起，奋力去完成他们的任务，但是通常都会失败，短时间内，危机令他们结成盟友。
拉尼娅，身为卡波迪基诺接待中心的主管，在下达各种无休无止的指令。需要做的工作本身就没完没了。她指挥着她的部队：那些从内政部领薪水的雇员、志愿者、警员、士兵、联合国的人和那些社会工作者，组成这个机构，保持耐心和礼貌（除了那些从伦敦或者开普敦突然跑过来的达官贵人，就为了拍张照片而跑过来的令人讨厌的一群人。他们向媒体夸口他们的慷慨馈赠，然后就跑到安蒂布或者迪拜——去享受晚餐了）。
拉尼娅绕过一大堆救生圈，橘红色和褪色的橘红色，在空地上堆积成一个巨大的圆锥体；她安排几个志愿者指引巴士去派发瓶装饮用水的地方。九月的天气里，气温已经无法令人感到舒适。
她审视着这些涌进来的不幸之人。
忍不住叹口气。
这个难民营最初是为一千二百人准备的，现在它已经收容了将近三千人。尽管她多次尝试减缓准入，但是这些来自北非的难民——主要来自利比亚——这些可怜的人还是持续不断地涌入。他们试图逃离强奸、贫困、犯罪以及isis的疯狂思想和极端主义分子。你可能会说要把他们遣返，你可能会说应该在他们原本所在的国家开辟保护区，建立难民营。但是那样的解决方案都是荒诞的，根本不可行。
不，这些人不得不逃离那个无望之地；如果把难民遣送回乡，其面对的境地之悲惨，以至于没人能阻拦他们再次逃离，他们会再次逃往像她管理的这种容留居住地。仅今年就有将近七万难民登陆意大利的这片土地。
一个声音打断了她烦乱的思绪。
“一定有什么我能够做的事，求你了。”
拉尼娅转过去看着那个女人，她正在说阿拉伯语。这位主管审视着这张漂亮的脸，深棕色的双眸，浅摩卡色的肌肤上略施脂粉。她的名字是……啊，对了，法蒂玛。法蒂玛·贾布里尔，她的身后是她的丈夫。他的名字是，拉尼娅回忆着，哈立德。这对夫妇几天前是她亲自办理登记的。
在这位丈夫的臂弯里还有他们沉睡着的女儿，名字她记不清了。拉尼娅似乎注意到这位主管的目光。
“这是穆娜。”
“啊是的，没错，一个很可爱的名字。”肥嘟嘟的小脸蛋配着一头浓密光亮的黑色卷发。
法蒂玛继续说：“之前我说话有些太直接了。这个旅程真的很艰难。我很抱歉。”她回头看了一眼她的丈夫，他正以鼓励的眼神让她说下去。
“没关系的，不需要道歉。”
法蒂玛又说道：“我们问过之后才得知，你就是这个营地的主管。”
“的确如此。”
“我来找你想问一个问题。在的黎波里的时候，我在卫生保健站工作。我是一位助产士，在‘解放战争’时期是一名护士。”
理所当然地，她谈论起关于卡扎菲倒台时以及之后几个月的情况，长期被憧憬并为之战斗的和平稳定也随之成为泡影。
“解放战争”——多么讽刺。
“我希望能在营地这里帮上忙。这里有这么多人，那些怀孕的妇女，不久就会临盆，还有很多病人和烧伤患者。”
她是指晒伤。的确，毫无遮蔽，在地中海上漂一个星期会造成严重的损伤——尤其是对娇嫩的肌肤。而且还会出现很多其他疾病。这个营地的卫生状况已经竭尽所能做到最好，但仍有很多难民在遭受病痛的折磨。
“我对此表示感谢。我会把你引荐给医疗中心的主管。你会说哪几种语言？”
“除了阿拉伯语，会说一点英语。我的丈夫，”她朝哈立德点点头，对方以友善的微笑作为回应，“他英语讲得很好。我们正在教穆娜这两种语言。而且我正在学习意大利语，在这里的学校里，每天学习一个小时。”
拉尼娅有点想笑——这个小姑娘才刚刚两岁，双语教学似乎有点太早了。但是法蒂玛的眼神坚定，嘴唇紧紧抿着。这位主管清楚地看到这位女士想要帮忙，以及想要得到庇护和被接纳的决心，没有掺杂一点玩笑的成分。
“我们没有办法支付你报酬，没有这方面的资金。”
法蒂玛马上回答：“我并不打算要求报酬。我只是想要帮忙。”
“谢谢你。”
当涉及慷慨大方时，难民中会有多样化的表现。有些人——就像法蒂玛——是无私的志愿者；也有一些人会足不出户隐居起来；还有一些人会不满于当局对难民做得不够，或者抱怨难民接纳手续耗费时间太久。
拉尼娅向法蒂玛介绍着医疗中心的设施，当她无意间看向围栏对面时，有什么让她突然停下。
在外面成百上千来回乱转的人当中——那些记者，难民的家庭成员们，他们的朋友们当中——有个男人独自站在那里。他站在阴影处，所以她没办法看清他的样子。但是非常明显，他在直直地盯着自己看。这个身材结实的男人戴着帽子，那种带数字的美式运动帽，这样的帽子在意大利很少见，何况在意大利本身就很少有人戴帽子。他的眼睛还被飞行员式太阳镜遮得严严实实。整个人的状态看起来都很不自然。
拉尼娅清楚自己为这些穷人做的奉献也招致很多人的怨恨。在国内，有相当比重的人对如此数量庞大的难民涌入持反对态度；可是他也没有和那些抗议者站在一起。不对，他的注意力——看起来只集中在拉尼娅一个人身上——看起来有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拉尼娅与法蒂玛和哈立德道别后，径直朝着医疗中心走去。随着这家人的离开，拉尼娅把她的对讲机举到唇边，呼叫安保负责人——一位国家警察局的警监，他就站在距离自己向南五十米的大门旁边。
汤姆立刻用对讲机回复说他马上过来。
两三分钟后，他就到了，问道：“出什么事了？”
“围栏外面有个男人，他看起来有点古怪。”
“在哪儿？”
“他就站在木兰花旁边。”
她伸手指向那边，视线却被一辆在路上缓缓开过的难民大巴挡住了。
等那辆车过去之后，他们又能看清那个方向，她却找不到那个男人了。拉尼娅来回扫视着整条路和难民营附近的地区，却根本找不到那人的影子。
“需要我叫一队人过来吗？”
拉尼娅有些犹豫。
一个声音从办公室里传来：“拉尼娅，拉尼娅！是运血浆的运输车。他们找不到它了。雅克想要和你讲话，红十字会的那个雅克。”
她又朝路上看了看，还是一无所获。
“算了，不必麻烦了。谢谢你，汤姆。”
她转过身，走回她的办公室，开始应付另一波汹涌而来的状况。
永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