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官发财在宋朝_分卷阅读_932
然而御史们好不容易捉到这么个像样的发作由头，哪里愿意善罢甘休：翌日一早，朝中弹劾陆辞的奏疏简直多如雪片，一些个早想找机会打击陆辞的朝官更是出列响应，为冲锋陷阵的御史们撑腰。
其中最上蹿下跳，表现得最为积极的，当然是自认遭陆辞谗言陷害的郑戩了。
郑戩对陆辞充满仇恨，逢此良机，当然要大肆发挥。
官家明摆着极其信重陆辞，对这一分明颇具可信度的供词，居然毫无派人推鞫的意向，而是不假思索地选择袒护。
新仇加旧恨，郑戩直接发难官家，以此为由头，光明正大地把‘偏听偏信’‘有失公允’的官家也骂了个狗血淋头。
在博得一‘直言进谏’的好名声后，他再接再厉，先是扯出私自出兵的王韶，再是扯出本只奉旨守保安、却长期带兵游走在周边的狄青等人，一概扣上‘群小’、为陆辞‘朋党’的恶名，接着进行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的诬蔑，最后更是凿凿道若不将其与其朋党调离该路，必将遗祸无穷。
作者有话要说：郑戩戏份彻底完结后再列史上水洛城的前因后果。
这里的注释先列史上的这场通奸案原貌：
《宋刑统》“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通奸的男女会被判一年半的徒刑，如果女方有丈夫，则徒二年），浸猪笼那些只是民间地方的私刑，并非国家正刑。
还有一种是“监临奸”：意为政府官员与管辖范围内的女子发生通奸行为，处罚更加严厉，如果是良家女，加罪一等“若奸无夫妇女，徒二年；有夫妇女，徒二年半”。
在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这里被我提前50多年化用了），判登闻检院王珫与其子王仲甫被告发与大理评事王士端之妻王氏通奸，之后被查属实。宋神宗起初赦免了对他的处罚，但王仲甫行为丝毫没有收敛，引起御史的愤怒，于是在御史的坚持弹劾下，最后神宗还是将他除名罢官了。
在这件事情之后，有涉案人称，宰相王珪的儿子王仲端也与王氏有奸。这事十分复杂，化简为繁地解释一下：主审王珫一案的大理寺丞王援的上司是大理少卿朱明之；朱明之跟翰林学士王安礼是亲家，并且知道王安礼跟宰相王珪有嫌隙，于是借此机会发挥，暗示部下王援将此事坐实。
朱明之非常心机：他先是暗示王援，让王援捏造、收集了一些关于王仲端涉案的证词，朱明之自己也跟皇帝打报告；退朝后，朱明之还故意同妻子（王安礼的侄女）捏造道‘皇帝听闻此事后非常生气，要求深究进行严惩’，让妻子立马告诉堂兄（即王安礼之子王枋），王枋将此事传给了练亨甫。练亨甫此人正等着吏部安排工作，盼望知谏院的舒亶引荐，立马将这事传播于对方知晓来获得人情，而舒亶也如朱明之所愿，对此发起弹劾。
王仲端得知此事后，立马上书自诉，要求对查个水落石出，换他清白，于是宋神宗诏大理寺继续查此案，并且派去内侍冯宗道监劾。
在这期间，朱明之的另外一个姻亲蔡京还向其通风报信，道宰相王珪已然起疑，让他们且须仔细。
最后事情水落石出，这所谓的王仲端通奸，根本只是王珫案中一个叫许贵的人为避罪而胡乱攀供，王援手里的所谓证据也纯属捏造，宋神宗大怒，对涉事官员分别进行了停职降官等惩处。
这场诬告通奸案虽然最后真相大白，但由此可见，大宋官场对官员犯奸容忍度极低。史上的欧阳修就曾被人二次诬告通奸，一次是欧阳修妹妹的继女张氏因为跟别人私通被告发、试图解免时就攀诬欧阳修，被当时的宰相贾昌拿来利用，所幸最后查明真相；
还有一次是欧阳修被妻子的堂弟薛良儒造谣与其儿媳吴氏有私情，哪怕最后查明真相，也还是让欧阳修狼狈不堪。
不过，欧阳修担任谏官时，也曾经弹劾一名叫杜曾的官员与其嫂子的婢女私通并生下私生子。杜曾在受到贬职处分后，赴任路上羞愧自杀。（《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p378-385）
第三百九十三章
陆辞或涉通奸案之事甫一传出，立即在京中闹得沸沸扬扬。
会传得如此之快，自然少不了台官以及郑戩等人的推波助澜——为了避免出现王韶越权动兵、却因皇帝有意袒护而不了了之的情况，他们自得讯那日起，就一刻不停地造起了势。
通奸一时倘若真被坐实，那陆辞是靠连中三元的才赋也好，多年建下的政绩也罢，甚至是靠捐尽家资、筑义庄……所得了多高的声望，最后都得被毁灭殆尽。
毕竟，较王氏父子与同一女子私通的荒谬相比，陆辞利用权势，与义庄女使于孝期银乱，更与道德、律法兼不容，必当予以严惩。
此事确实骇人听闻，赵祯十分确认……嗯，深切怀疑，此为不实诬告。
在起初的震惊过后，官家很快冷静下来，迅速召来最先上书此事的殿中侍御史里行蒋之奇，询问具体情况。
撇开深得帝心的‘小夫子’那重身份不提，此时的陆辞以宰执身调任为一路经抚使，为实打实的正二品镇边大员。
在对他发起正式审判前，自然得有确凿证据：不然动堪就为一御史的风闻言事，将重臣从边关召回的话，岂不是让敌军有机可乘？大臣体尊又将成何体统？
蒋之奇得召后，倒未曾迟疑，径直供出将此事告予他知晓的御史中丞彭思永；彭思永一转头，便供出他的姻亲，大理评事蔡仲道；蔡仲道再道是……
兜兜转转一大圈，等快问得头昏脑涨的赵祯，终于转回另一位御史官薛增头上时，薛增却拒绝交代，只理直气壮地推辞说‘年老昏谬，风闻弹劾，难记主名’。
当场便将赵祯给气乐了。
然而他更清楚，风闻言事，一向确为台谏官的特权，即使这话很是厚颜无耻，也无法就此进行惩戒。
更让他在意的是，若只是无中生有，那光凭御史台一方，在屡屡吃瘪后、他们恐怕是既不敢无端针对、也无那能耐折腾出这么大的动静的。
此事背后必然还有推手。
郑戩对陆辞的仇视已被摆在明面上，赵祯却未被这摆得过于明显的靶子所迷惑，而是在独自沉吟颇久无果后，单独召来寇准与王曾。
在府中坐立不安的寇准，得召入宫时，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大半——官家选择传立场一贯偏向陆辞的他议事，便象征着对那小狡童当真是全然的信赖了。
其中最上蹿下跳，表现得最为积极的，当然是自认遭陆辞谗言陷害的郑戩了。
郑戩对陆辞充满仇恨，逢此良机，当然要大肆发挥。
官家明摆着极其信重陆辞，对这一分明颇具可信度的供词，居然毫无派人推鞫的意向，而是不假思索地选择袒护。
新仇加旧恨，郑戩直接发难官家，以此为由头，光明正大地把‘偏听偏信’‘有失公允’的官家也骂了个狗血淋头。
在博得一‘直言进谏’的好名声后，他再接再厉，先是扯出私自出兵的王韶，再是扯出本只奉旨守保安、却长期带兵游走在周边的狄青等人，一概扣上‘群小’、为陆辞‘朋党’的恶名，接着进行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的诬蔑，最后更是凿凿道若不将其与其朋党调离该路，必将遗祸无穷。
作者有话要说：郑戩戏份彻底完结后再列史上水洛城的前因后果。
这里的注释先列史上的这场通奸案原貌：
《宋刑统》“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通奸的男女会被判一年半的徒刑，如果女方有丈夫，则徒二年），浸猪笼那些只是民间地方的私刑，并非国家正刑。
还有一种是“监临奸”：意为政府官员与管辖范围内的女子发生通奸行为，处罚更加严厉，如果是良家女，加罪一等“若奸无夫妇女，徒二年；有夫妇女，徒二年半”。
在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这里被我提前50多年化用了），判登闻检院王珫与其子王仲甫被告发与大理评事王士端之妻王氏通奸，之后被查属实。宋神宗起初赦免了对他的处罚，但王仲甫行为丝毫没有收敛，引起御史的愤怒，于是在御史的坚持弹劾下，最后神宗还是将他除名罢官了。
在这件事情之后，有涉案人称，宰相王珪的儿子王仲端也与王氏有奸。这事十分复杂，化简为繁地解释一下：主审王珫一案的大理寺丞王援的上司是大理少卿朱明之；朱明之跟翰林学士王安礼是亲家，并且知道王安礼跟宰相王珪有嫌隙，于是借此机会发挥，暗示部下王援将此事坐实。
朱明之非常心机：他先是暗示王援，让王援捏造、收集了一些关于王仲端涉案的证词，朱明之自己也跟皇帝打报告；退朝后，朱明之还故意同妻子（王安礼的侄女）捏造道‘皇帝听闻此事后非常生气，要求深究进行严惩’，让妻子立马告诉堂兄（即王安礼之子王枋），王枋将此事传给了练亨甫。练亨甫此人正等着吏部安排工作，盼望知谏院的舒亶引荐，立马将这事传播于对方知晓来获得人情，而舒亶也如朱明之所愿，对此发起弹劾。
王仲端得知此事后，立马上书自诉，要求对查个水落石出，换他清白，于是宋神宗诏大理寺继续查此案，并且派去内侍冯宗道监劾。
在这期间，朱明之的另外一个姻亲蔡京还向其通风报信，道宰相王珪已然起疑，让他们且须仔细。
最后事情水落石出，这所谓的王仲端通奸，根本只是王珫案中一个叫许贵的人为避罪而胡乱攀供，王援手里的所谓证据也纯属捏造，宋神宗大怒，对涉事官员分别进行了停职降官等惩处。
这场诬告通奸案虽然最后真相大白，但由此可见，大宋官场对官员犯奸容忍度极低。史上的欧阳修就曾被人二次诬告通奸，一次是欧阳修妹妹的继女张氏因为跟别人私通被告发、试图解免时就攀诬欧阳修，被当时的宰相贾昌拿来利用，所幸最后查明真相；
还有一次是欧阳修被妻子的堂弟薛良儒造谣与其儿媳吴氏有私情，哪怕最后查明真相，也还是让欧阳修狼狈不堪。
不过，欧阳修担任谏官时，也曾经弹劾一名叫杜曾的官员与其嫂子的婢女私通并生下私生子。杜曾在受到贬职处分后，赴任路上羞愧自杀。（《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p378-385）
第三百九十三章
陆辞或涉通奸案之事甫一传出，立即在京中闹得沸沸扬扬。
会传得如此之快，自然少不了台官以及郑戩等人的推波助澜——为了避免出现王韶越权动兵、却因皇帝有意袒护而不了了之的情况，他们自得讯那日起，就一刻不停地造起了势。
通奸一时倘若真被坐实，那陆辞是靠连中三元的才赋也好，多年建下的政绩也罢，甚至是靠捐尽家资、筑义庄……所得了多高的声望，最后都得被毁灭殆尽。
毕竟，较王氏父子与同一女子私通的荒谬相比，陆辞利用权势，与义庄女使于孝期银乱，更与道德、律法兼不容，必当予以严惩。
此事确实骇人听闻，赵祯十分确认……嗯，深切怀疑，此为不实诬告。
在起初的震惊过后，官家很快冷静下来，迅速召来最先上书此事的殿中侍御史里行蒋之奇，询问具体情况。
撇开深得帝心的‘小夫子’那重身份不提，此时的陆辞以宰执身调任为一路经抚使，为实打实的正二品镇边大员。
在对他发起正式审判前，自然得有确凿证据：不然动堪就为一御史的风闻言事，将重臣从边关召回的话，岂不是让敌军有机可乘？大臣体尊又将成何体统？
蒋之奇得召后，倒未曾迟疑，径直供出将此事告予他知晓的御史中丞彭思永；彭思永一转头，便供出他的姻亲，大理评事蔡仲道；蔡仲道再道是……
兜兜转转一大圈，等快问得头昏脑涨的赵祯，终于转回另一位御史官薛增头上时，薛增却拒绝交代，只理直气壮地推辞说‘年老昏谬，风闻弹劾，难记主名’。
当场便将赵祯给气乐了。
然而他更清楚，风闻言事，一向确为台谏官的特权，即使这话很是厚颜无耻，也无法就此进行惩戒。
更让他在意的是，若只是无中生有，那光凭御史台一方，在屡屡吃瘪后、他们恐怕是既不敢无端针对、也无那能耐折腾出这么大的动静的。
此事背后必然还有推手。
郑戩对陆辞的仇视已被摆在明面上，赵祯却未被这摆得过于明显的靶子所迷惑，而是在独自沉吟颇久无果后，单独召来寇准与王曾。
在府中坐立不安的寇准，得召入宫时，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大半——官家选择传立场一贯偏向陆辞的他议事，便象征着对那小狡童当真是全然的信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