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节
伯里克利，是可以相当于大禹或周公的。
然而伯里克利的待遇，却比大禹和周公差得远。作为公民，他没有任何特权和享受，只能跟其他人一起住在普通居民区里，房子是土坯垒成的墙，坡式屋顶上盖着赤陶的瓦片。作为民选的将军，他也只能听命于公民大会。他甚至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出席公民大会受审，并判处巨额罚金和解除职务。
这事发生在公元前430年，也就是伯里克利发表“阵亡将士葬礼演说”的第二年。正是在这个著名的演讲中，伯里克利热情洋溢地讴歌了雅典的民主制度，认为只有这样的制度才是最合理的。也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保证希腊城邦的繁荣昌盛，希腊人民的幸福安康。他的演说是那样的真诚和实在，完全没有想到很快就会被自己赞颂的制度，一耳光打得满地找牙。
命运相似的还有丘吉尔。
领导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也是在胜利之后被他的人民利用民主制度卸磨杀驴的。1945年7月，保守党在英国大选中落败。正在参加波茨坦会议的丘吉尔，只能黯然神伤地走下舞台。据说，挨了当头一棒的丘吉尔闻讯以后曾发表了这样一句名言：伟大的民族对自己的伟大人物，总是忘恩负义的。
丘吉尔此刻的心情，怕是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实际上，这正是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评论伯里克利的话。而且，我们还必须补充一句：这样的民族，一定是崇尚民主的。事实上，只有民主国家的公民，才会如此“忘恩负义”。更重要的是，也只有这样国家的公民，才能够这样做。
因为民主的要义，就是“主权在民，政权民授”。
是的，国家的公共权力不是哪个人的，也不是谁家里的，而是全体人民的。是全体人民当中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私权利”部分地让渡出来，这才共同组成和变成了“公权力”。使用公权力的执政者，只是让渡私权利之全体人民的代理人。故，他必须由人民选举，得到授权；必须对人民负责，受到监督；还必须有一定的任期，通过选举来换届。终身制，必非民主。
所以，民主国家的国民一定“忘恩负义”。他们固然看重你以前都做了什么，做得如何，却更关心你将来怎样，想干什么。丘吉尔被取代，原因就在这里。同样，民主国家的国民也难免上当受骗。伯里克利的下台，还有许多不怎么样的总统和总理的上台，便是如此。但，民主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都有限制。因此，如果看走眼选错人，有后悔药可买。可见，民主是“可以纠正自己错误的制度”。也因此，它是目前“最不坏的制度”。
这就是民主。它就是这个样子，不管你喜不喜欢。
君主的来历
与伯里克利的可怜兮兮相反，埃及的法老俨然是神。
古埃及人对法老的尊崇，今天看来近乎病态。当时官员和贵族最大的荣幸，是能够匍匐在他面前亲吻他的脚印；最值得夸耀的，则是终身不曾挨过他的鞭挞。他的名字不能叫出声来，因为据说里面有无法抗拒的魔力。他的王衔中有一只鹰，那是太阳神的图画文字符号，就像中国太阳里的“三足神鸟”。
◎这是埃及第一王朝四位法老的王衔，其中第一位纳尔迈，也叫美尼斯，是兼并了上下埃及的人，古埃及最早的法老。这四位法老的王衔中都有鹰。
鹰神荷鲁斯原本是地方“保护神”，后来成为上下埃及共同的神。法老，就是国家保护神在人间的化身和代表，是“太阳神的儿子”，死后则成为诸神中的一个，就连入主埃及的希克索斯人也这么说。这样的权威当然毋庸置疑。只是到了帝国的后期，挑战中央的地方统治者才自称“月亮神托特的儿子”。
没错，君主制的要义，就是“主权在君，君权神授”。
神的儿子当然要住进神殿。实际上，“法老”（pharaoh）本有“宫殿”之意。称国王为法老，正如称皇帝为“陛下”，称王子为“殿下”。他们甚至死后都要住进宫里，只不过那宫殿叫“庇里穆斯”，也就是金字塔。
神有神庙，王有王宫，朝廷当然也就叫“庙堂”。
但，君主并不是神，也不该是神。最早的君主，原本是部落的酋长。他们起先叫“尹”。尹，就是手上拿了根东西，甲骨文的字形跟“父”十分相像。
◎甲骨文的“尹”（《甲骨文编》甲一七一二）。
◎甲骨文的“父”（《续甲骨文编》乙九七一）。
父，也是手上拿了根东西。只不过尹手上拿的是“杖”，父手上拿的是“斧”。但有人说父拿的也是“杖”，还有人说父拿的其实是“炬”，因此是“继往开来的领路人”，也就是“带头大哥”或“主心骨”。
◎埃及法老权杖。
其实，父或尹，手上拿的是炬，是斧，是杖，都无所谓。因为不管他拿什么，都意味着有“指挥权”。所以，炬也好，斧也好，杖也好，都是“指挥棒”。后来，变成“指挥刀”。再后来，变成“权杖”。
与此同时，尹，也就变成了君主的“君”。
◎金文的“君”（天君鼎）。
君，从尹从口，也就是部落王或大酋长在发号施令，听命令的则是“族群”。群，原本是不能用来说人的。人多了叫“众”，兽多了才叫“群”。[7]不过这是春秋以前的观念。到战国，君已经成为“人群”的领导者。但，群是“羊”字上面一个“君”，说明“君”原本是牧羊人，比如“姜”或“羌”。尧舜联盟中的部落酋长叫做“牧”（十二牧），不是没有原因的。
显然，君，最早是劳动者，这就是氏族的族长；后来是领导者，这就是部落的酋长；最后才是国家的统治者，这就是国君，是侯、王、皇帝。
作为劳动者和领导者的“君”，原本是一些具有个人魅力的人。他们是在族群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刀耕火种、杀出重围时脱颖而出的。策划，则神机妙算；围猎，则奋勇当先；迎敌，则指挥若定；农耕，则每每丰收。这样的人，当然不难获得族民由衷的尊敬和拥戴，成为当之无愧的领袖。他们甚至可能因为特殊的贡献而在死后被尊为神，比如大禹。
于是，“君”就变成了“主”。
◎甲骨文的“主”（甲一五○）。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灯中火主”，也就是灯芯。
主，原本是灯芯。[8]后来，却变成了“主人”和“主宰”，甚至“救世主”。
这是跟民主制完全不同的道路。
殊途同归
道路的选择有如航海，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海图。
东方各国选择的都是君主制。而且，也都是先从部落（或部落联盟）变成部落国家，然后从城市国家变成领土国家，最后从各自为政走向中央集权，变成王朝和帝国。
最早建立了集权制的是埃及，这就是纳尔迈（也叫美尼斯）的第一王朝。[9]然后是两河流域，这就是萨尔贡的阿卡德王国和汉谟拉比的古巴比伦王国。印度的孔雀王朝和中国的大秦帝国则要晚得多（见附录表2）。而且，印度的国王也不是神或“神的儿子”。他们属于“刹帝利”，等级比“婆罗门”（祭司）还低。到阿育王时代，也就是中国的战国末年，国王才自称“诸神的宠爱者”。[10]
中国的道路有所不同。
中国的君主不是神，而是圣。他们是“天的儿子”，叫“天子”。天子是“人中之龙”，只在天的面前称臣。当然，也没有什么祭司或教皇之类的人物，可以凌驾于他们之上。所以，中华帝国是最稳定和最完善的帝国，稳定到不可能被蛮族征服，也不可能在自己内部发生制度性的革命。
海图，确实是多样的。
然而伯里克利的待遇，却比大禹和周公差得远。作为公民，他没有任何特权和享受，只能跟其他人一起住在普通居民区里，房子是土坯垒成的墙，坡式屋顶上盖着赤陶的瓦片。作为民选的将军，他也只能听命于公民大会。他甚至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出席公民大会受审，并判处巨额罚金和解除职务。
这事发生在公元前430年，也就是伯里克利发表“阵亡将士葬礼演说”的第二年。正是在这个著名的演讲中，伯里克利热情洋溢地讴歌了雅典的民主制度，认为只有这样的制度才是最合理的。也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保证希腊城邦的繁荣昌盛，希腊人民的幸福安康。他的演说是那样的真诚和实在，完全没有想到很快就会被自己赞颂的制度，一耳光打得满地找牙。
命运相似的还有丘吉尔。
领导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也是在胜利之后被他的人民利用民主制度卸磨杀驴的。1945年7月，保守党在英国大选中落败。正在参加波茨坦会议的丘吉尔，只能黯然神伤地走下舞台。据说，挨了当头一棒的丘吉尔闻讯以后曾发表了这样一句名言：伟大的民族对自己的伟大人物，总是忘恩负义的。
丘吉尔此刻的心情，怕是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实际上，这正是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评论伯里克利的话。而且，我们还必须补充一句：这样的民族，一定是崇尚民主的。事实上，只有民主国家的公民，才会如此“忘恩负义”。更重要的是，也只有这样国家的公民，才能够这样做。
因为民主的要义，就是“主权在民，政权民授”。
是的，国家的公共权力不是哪个人的，也不是谁家里的，而是全体人民的。是全体人民当中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私权利”部分地让渡出来，这才共同组成和变成了“公权力”。使用公权力的执政者，只是让渡私权利之全体人民的代理人。故，他必须由人民选举，得到授权；必须对人民负责，受到监督；还必须有一定的任期，通过选举来换届。终身制，必非民主。
所以，民主国家的国民一定“忘恩负义”。他们固然看重你以前都做了什么，做得如何，却更关心你将来怎样，想干什么。丘吉尔被取代，原因就在这里。同样，民主国家的国民也难免上当受骗。伯里克利的下台，还有许多不怎么样的总统和总理的上台，便是如此。但，民主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都有限制。因此，如果看走眼选错人，有后悔药可买。可见，民主是“可以纠正自己错误的制度”。也因此，它是目前“最不坏的制度”。
这就是民主。它就是这个样子，不管你喜不喜欢。
君主的来历
与伯里克利的可怜兮兮相反，埃及的法老俨然是神。
古埃及人对法老的尊崇，今天看来近乎病态。当时官员和贵族最大的荣幸，是能够匍匐在他面前亲吻他的脚印；最值得夸耀的，则是终身不曾挨过他的鞭挞。他的名字不能叫出声来，因为据说里面有无法抗拒的魔力。他的王衔中有一只鹰，那是太阳神的图画文字符号，就像中国太阳里的“三足神鸟”。
◎这是埃及第一王朝四位法老的王衔，其中第一位纳尔迈，也叫美尼斯，是兼并了上下埃及的人，古埃及最早的法老。这四位法老的王衔中都有鹰。
鹰神荷鲁斯原本是地方“保护神”，后来成为上下埃及共同的神。法老，就是国家保护神在人间的化身和代表，是“太阳神的儿子”，死后则成为诸神中的一个，就连入主埃及的希克索斯人也这么说。这样的权威当然毋庸置疑。只是到了帝国的后期，挑战中央的地方统治者才自称“月亮神托特的儿子”。
没错，君主制的要义，就是“主权在君，君权神授”。
神的儿子当然要住进神殿。实际上，“法老”（pharaoh）本有“宫殿”之意。称国王为法老，正如称皇帝为“陛下”，称王子为“殿下”。他们甚至死后都要住进宫里，只不过那宫殿叫“庇里穆斯”，也就是金字塔。
神有神庙，王有王宫，朝廷当然也就叫“庙堂”。
但，君主并不是神，也不该是神。最早的君主，原本是部落的酋长。他们起先叫“尹”。尹，就是手上拿了根东西，甲骨文的字形跟“父”十分相像。
◎甲骨文的“尹”（《甲骨文编》甲一七一二）。
◎甲骨文的“父”（《续甲骨文编》乙九七一）。
父，也是手上拿了根东西。只不过尹手上拿的是“杖”，父手上拿的是“斧”。但有人说父拿的也是“杖”，还有人说父拿的其实是“炬”，因此是“继往开来的领路人”，也就是“带头大哥”或“主心骨”。
◎埃及法老权杖。
其实，父或尹，手上拿的是炬，是斧，是杖，都无所谓。因为不管他拿什么，都意味着有“指挥权”。所以，炬也好，斧也好，杖也好，都是“指挥棒”。后来，变成“指挥刀”。再后来，变成“权杖”。
与此同时，尹，也就变成了君主的“君”。
◎金文的“君”（天君鼎）。
君，从尹从口，也就是部落王或大酋长在发号施令，听命令的则是“族群”。群，原本是不能用来说人的。人多了叫“众”，兽多了才叫“群”。[7]不过这是春秋以前的观念。到战国，君已经成为“人群”的领导者。但，群是“羊”字上面一个“君”，说明“君”原本是牧羊人，比如“姜”或“羌”。尧舜联盟中的部落酋长叫做“牧”（十二牧），不是没有原因的。
显然，君，最早是劳动者，这就是氏族的族长；后来是领导者，这就是部落的酋长；最后才是国家的统治者，这就是国君，是侯、王、皇帝。
作为劳动者和领导者的“君”，原本是一些具有个人魅力的人。他们是在族群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刀耕火种、杀出重围时脱颖而出的。策划，则神机妙算；围猎，则奋勇当先；迎敌，则指挥若定；农耕，则每每丰收。这样的人，当然不难获得族民由衷的尊敬和拥戴，成为当之无愧的领袖。他们甚至可能因为特殊的贡献而在死后被尊为神，比如大禹。
于是，“君”就变成了“主”。
◎甲骨文的“主”（甲一五○）。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灯中火主”，也就是灯芯。
主，原本是灯芯。[8]后来，却变成了“主人”和“主宰”，甚至“救世主”。
这是跟民主制完全不同的道路。
殊途同归
道路的选择有如航海，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海图。
东方各国选择的都是君主制。而且，也都是先从部落（或部落联盟）变成部落国家，然后从城市国家变成领土国家，最后从各自为政走向中央集权，变成王朝和帝国。
最早建立了集权制的是埃及，这就是纳尔迈（也叫美尼斯）的第一王朝。[9]然后是两河流域，这就是萨尔贡的阿卡德王国和汉谟拉比的古巴比伦王国。印度的孔雀王朝和中国的大秦帝国则要晚得多（见附录表2）。而且，印度的国王也不是神或“神的儿子”。他们属于“刹帝利”，等级比“婆罗门”（祭司）还低。到阿育王时代，也就是中国的战国末年，国王才自称“诸神的宠爱者”。[10]
中国的道路有所不同。
中国的君主不是神，而是圣。他们是“天的儿子”，叫“天子”。天子是“人中之龙”，只在天的面前称臣。当然，也没有什么祭司或教皇之类的人物，可以凌驾于他们之上。所以，中华帝国是最稳定和最完善的帝国，稳定到不可能被蛮族征服，也不可能在自己内部发生制度性的革命。
海图，确实是多样的。